我听说，欲建立事功的人必须要精明，但要培养良好体制，必须要浑厚。自您当了大明帝国的家之后，大刀阔斧，雷厉风行，政府官员尽心尽力，效率奇高。我以为，事功您是建立了，但您制定的各项法律实在严苛，考成法执行起来太不近人情。既然现在政府已走上正轨，从前的一些苛刻规定是否能撤销？不然，大部分官员都活在惶恐中，恐怕有失浑厚。不培养元气，就养不了敦浑之体，将来弊必大于利。
这不是刘一儒闲扯淡，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，刘一儒的话可谓洞见本体。中国传统政治讲松弛之道，而以柔和为主，不主张刚健治国。所以，以铁血手腕改革的商鞅被人唾骂，以严苛法律治国的秦始皇被人诟病。
张居正的整顿吏治，实际上是阳明学“知行合一”的加强版。一个人良知不被遮蔽，知道了就必会去行。但张居正认为所有官员的良知都被遮蔽了，只知不行，所以他把“知”作为命令，我的命令就是你的“知”，命令一下，你必须去行。你不必在我的命令上致良知，不要想是对是错，按照命令去行就是对的。这固然能大大提高效率，然而他的很多命令被许多人当成是外物，也就是不能自得于心的东西，这就导致执行命令的人心不甘情不愿。忍受严刑峻法的逼迫只好去行，可一旦张居正去世，严刑峻法消失，这些人会马上恢复本心，不再去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