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……因为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就是那与爱上帝产生悖论和对立的，因而导致他做出牺牲行为的东西。然而这种悖论所引起的失望和不安绝对地让人们无法理解亚伯拉罕。这仅仅是一个时刻，在这时刻亚伯拉罕的行为与他牺牲以撒的心情绝对冲突着；然而他行为的现实乃是他借之从属于大众的东西，在大众的眼光下，他是而且总是杀人犯。”
我对时刻这个词作了强调。克尔恺郭尔说：“决定的时刻是疯狂。”悖论在时间中并通过中介，也就是说在语言中并通过理性是无法把握到的。这就是恩惠和“给予死亡”，它不会成为当前，不会进入在场或公开，它要求一种时刻的时间性。可以说，它从属于一种没有时间的时间性，一种不可把握的历程：对之我们不能留住，不能建立，不能领会，既不能把握也同样不能理解，对之知性，通感和理性都不能理解、把握、领会、明白、思考，因此也就不能否定或否认，不能将之纳入一种否定性的工作，它在工作之外：在给予死亡的行为中，牺牲中止了否定性的工作，狭义的工作，甚至哀悼的工作。悲剧英雄招来哀悼。但亚伯拉罕既不是一个悲剧英雄也不是一个戴孝的人。
要对绝对义务承担绝对责任，要实现—或试验—他对上帝的信仰，他就当在实际上背着杀人犯的骂名，因为他接受了杀害。概括和抽象地说，义务、责任和当然的绝对必定要求我们违背伦理的义务，但在违背的同时，我们继续从属于并承认伦理。冲突和悖论在同一时刻内起作用。这两种义务必定互相矛盾，其中一种会从属于（根植于，潜伏于）另一种内。亚伯拉罕负起绝对责任去牺牲他的儿子，去牺牲伦理，但为了牺牲的发生，伦理应该保持它的所有价值；对儿子的爱不应有什么折扣，人的义务秩序应该继续使它的权利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