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时期，我的思想转变了。在文艺上，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情调、作风还转不过来，原因是没有生活。九一八事变后，在文艺上才出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变。这个转变是由去苏联受挫，敌人侵占东北，国破家亡才促成的。把全国人民的命运背到自己的身上，后来的许多救亡歌曲就是这样写出来的。我在义勇军的这段历史，决定了我的世界观，决定了我的生活道路，决定了我的创作道路，所以我到了上海，参加救亡运动才那么自觉，那么有劲。当然这个问题是在听了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之后，接着就是整风运动，经过反复深入地学习《讲话》明确了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澄清了自己在文艺思想方面的许多糊涂观念，如：人道主义、人类之爱，什么博爱、平等、自由，什么人性论，写光明写黑暗等问题，以及歌颂什么，反对什么，都比较有了新的认识，武装了自己的思想，从此以后，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精神，就成了指导自己全部文艺活动的基本思想。正因为这样，在延安的秧歌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活动中，才大大提高了我的工作能力和认识问题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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