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人搜集青铜器、石刻拓片除官府收藏外,私人收藏的也不少,估计有38家。叶梦得在《避暑录话》中说:“宣和间,内府尚古器。士大夫所藏三代、秦、汉遗物,无敢隐者,悉献于上,而好事者复争寻求,不较重价,一器有值千缗者。利之所趋,又竟搜剔山泽,发掘冢墓,无所不至,往往数千载之藏,一旦皆见,不可胜数矣。吴钰为光州固始令,先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。间有异物,而以僻远,人未之知,乃令民有罪者入古器自牍。既而罢黑官,凡得五六十器,与余遇汴上,出以相示,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。后余中表继为守,闻之,微用其法,亦得十余器”。可见收集金石古器是一些人谋生和发财的手段,这与史学家利用金石古器研究是背道而驰的,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,正是社会搜集古器物成风,大量的铜器石刻被人们从黄沙厚土中挖掘出来,为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新史料,也为金石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对金石学创立作出不朽贡献的是南宋郑樵。郑氏在其历史巨著《通志》中首创《金石略》,并精辟指出:“方册者,古人之言语;款识者,古人之形貌。方册所载,经数千万传;款识所勒,犹存其旧。盖金石之功,寒暑不变,以兹稽古,庶不失真”[120]。他重在强调用金石文物来考辨核实史事,历史文献与地下实物相互印证。这实际上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