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人搜集青铜器、石刻拓片除官府收藏外，私人收藏的也不少，估计有38家。叶梦得在《避暑录话》中说：“宣和间，内府尚古器。士大夫所藏三代、秦、汉遗物，无敢隐者，悉献于上，而好事者复争寻求，不较重价，一器有值千缗者。利之所趋，又竟搜剔山泽，发掘冢墓，无所不至，往往数千载之藏，一旦皆见，不可胜数矣。吴钰为光州固始令，先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。间有异物，而以僻远，人未之知，乃令民有罪者入古器自牍。既而罢黑官，凡得五六十器，与余遇汴上，出以相示，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。后余中表继为守，闻之，微用其法，亦得十余器”。可见收集金石古器是一些人谋生和发财的手段，这与史学家利用金石古器研究是背道而驰的，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，正是社会搜集古器物成风，大量的铜器石刻被人们从黄沙厚土中挖掘出来，为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新史料，也为金石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对金石学创立作出不朽贡献的是南宋郑樵。郑氏在其历史巨著《通志》中首创《金石略》，并精辟指出：“方册者，古人之言语；款识者，古人之形貌。方册所载，经数千万传；款识所勒，犹存其旧。盖金石之功，寒暑不变，以兹稽古，庶不失真”[120]。他重在强调用金石文物来考辨核实史事，历史文献与地下实物相互印证。这实际上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