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在我内心里却有某种东西在抗议:为什么我要成为斩杀扎特里特斯基先生的刽子手呢?难道我是个拿了编辑的工钱来干这个的人不成?此外我还清楚地记得,他们由于过分的小心谨慎,也曾拒绝在《视觉艺术》上发表我的文章。更重要的是,在我心目中,扎特里特斯基先生的名字和克拉拉、白兰地酒,还有那个美妙的夜晚牢牢地联系着。最后,我不可否认,这是人之常情——把我看作“真正的权威”的就他这么一位,为什么我要失去这惟一的一位。
我以某种聪明的含糊其辞结束了这场谈话,卡洛塞克以为那是我的允诺,其实我是谢绝。我挂上电话,确信自己决不会给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写评论。
我从抽屉里拿出几张信纸,给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写了一封信,在信中我避免对他的工作作任何评价;为了开脱自己我这么说,我对十九世纪的艺术的看法通常被认为是误入歧途、古怪偏执的,如果由我插手——尤其是对《视觉艺术》的编辑们——只会是有害而不是有益于他的事。同时,我友善地向扎特里特斯基先生海阔天空地扯谈一番,他从其中决不可能察觉不到我这方面的赞同。
把信一投入邮筒,我就把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忘掉了。但是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并没有忘记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