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五）余论
作为古代正统观的重要内容，五德终始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和学术（包括史学）具有深远影响，这在以上的论述中可见一斑。
不过，还有两个理论问题更值得关注。那就是：作为一种历史观，五德终始说在中国古代历史理性发生的过程中，占有怎样的地位呢？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怎样的特点呢？刘家和先生在《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》一文中提出：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，那就是殷周之际与周初的历史理性，名之曰“以人心为背景的历史理性的曙光”；西周晚期至秦，“与人心疏离的历史理性的无情化”；汉代，“天人合一的历史理性的有情有理化。”[325]如上所述，五德终始说用想象的五种自然力量依次运转，来说明王朝更迭（历史变化的重要现象）的根据，这是一种比附的历史观，具有自然理性的特征。其中，相胜说与相生说是不同的，前者支持武力征伐，后者标榜和平授受。前者主张一个朝代战胜和取代上一个朝代，强调历史的环环相扣，表现了更多的历史理性的特点；后者则主张一个朝代的合法地位是从前某个朝代的合法性的延续，它在德运上承接的不必是直接战胜或取代的那个朝代，因而更多地表现了与道德理性结合的色彩。前者发生在战国中期，正值道、法思想兴盛之时，对第二期历史理性的无情化，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；后者则兴起于西汉后期，深受第三期历史理性之有情有理化潮流的推动。从相胜到相生，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理性从无情化向有情有理化转变发展的轨迹。